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纯粹的宣传片连作品都不是,如何走向国际? | 观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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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确实有一些片子是应景的,对内宣传必要,但是对外宣传不受待见。纯粹的宣传片连作品都不是,怎么能走向国际呢?

——刘效礼



刘效礼/中国视协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原主任、纪录片导演


纪录片的功能就是为后人留下反思

 

广州节:广州纪录片节把很多国外导演的作品引进来,使中国的纪录片人能够更多地接触到国际上的优秀作品,第一届的时候有哪些国外的影片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?

 

刘效礼:印象深刻的是澳大利亚人拍的一部片子,片名叫《一个月朗星稀的晚上》,整个故事都是眼泪,好像是一个孩子丢了,然后一家人去寻找。


我说这个纪录片还能演么?这跟电视剧有什么区别呢?但是事实上是真实的,只不过表述的时候,无法用原来的人物表述了,就用别的人来扮演。


 

《一个月朗星稀的晚上》


现在国内也有很多人物扮演的纪录片,但是我还是倾向于纪录片要采取纪实的手法进行拍摄,是可以有人扮演情景再现,但情景多了以后,就没有任何资料价值,因为纪录片有一个很大的功能就是为后来的人留下反思。

 

所以有一些扮演的片子,虽然给观众留下了吻合历史的资料,但是怎么向我们的后代交代真实的历史呢?


现在为了讲故事,为了收视,纪录片中的扮演越来越多了,包括《郑和下西洋》《故宫》《颐和园》《圆明园》都用扮演的,甚至出现了对白。

 


广州节:既然当时《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》能留给您深刻的印象,那么这种再现手法是否也引起了大家的讨论?

 

刘效礼:当时,这部片子没有提名入选。第一届也没有举办高峰论坛,就是在评选的时候,我第一次看到,觉得新鲜,我就说,这是找人扮演的,还有演的纪录片。


因为我们受的教育是真实是纪录片的底线,不能突破这个底线。后来见得多了,想想我们自己拍的不少纪录片,有一些时过境迁的真人真事也是重演的。

 

《万里长城》为纪录片开创了新路


广州节:您当时拍纪录片《万里长城》时,是在追求一种什么样的改变和突破?

 

刘效礼:《万里长城》签完合同后,就酝酿怎样才能把长城拍好,其实也是一次冒险。我之前也说过,一部片子要拍成功,首先要把自己打倒,重新站起来,然后再迈开步伐。


 


当时请了军队里的几个很有名的作家,台本写得很好,但是我们下去采访的时候,现场找不到台本提供的那些。如台本里说,宁夏那个地方缺水源,就是干旱,结果到那里一看,细水长流,很不一样。


这几个作家只有李延国参加了实地拍摄,我们就在一个招待所里讨论了好几天,形成最后播出的这个版本。反正大家一起摸索,谁都不知道怎么拍,强调的就是一个,必须得有声音,摄影师到哪儿,录音师必须同步。

 


著名作家李延国


《万里长城》拍了四集,第一集《万里长城万里长》,第二集《长城两边是故乡》,第三集《千年干渴化绿波》,第四集《烽烟散尽说沧桑》。


因为以前中国的纪录片没有这个拍法的,我们等于给中国的纪录片人走了一条新路出来。后来纪录片巡回演讲的时候,不少人反馈,看到这个片子,发现原来纪录片是可以这样拍的。

 

广州节:中外合拍的经历对您和当时的团队带来了什么样的收获?

 

刘效礼:中日合拍是我们第一次与国外合作,日本同行工作的严谨是非常值得学习的,非常细致。那时候日本人提供了125万美金,制作了两部片子,日本人叫《万里长城》,我们叫《望长城》。




其实只有一个地方是合拍的,就是“烽火狼烟”,我们想看一下是汽车跑得快还是烽火狼烟快。那时候新疆还没有开放,不准外国人进入。虽然不能进,但是还能隐约看得出来长城被沙漠埋没。

 

日本的一个演员就跪下了,说了一句:“长城到哪里去了呢?到天上了吧。”就结束了,完全是日本人想了解的情况,想看到的。而我们完全是纪录片,没有一个是扮演的,而且确实那时候不知道有这种纪录片的表现形式。




广州节:像《万里长城》这种合拍,中国创作者能够看到和接触到国外的创作方法、创作流程,这给我们的创作带来了什么影响?

 

刘效礼:影响是有的,包括扮演、再现都是那时传进来的,还有选材的广泛性。我们以前拍纪录片命题作文很多,,包括《新中国》《解放战争》都不是领导交代的任务,都是我们自己选的。


 
纪录片《解放战争》


最好的纪录片是没有宣传味道


广州节:现在有很多纪录片特别强调把中国的故事讲到国外去,让中国的纪录片走向国际的市场,您怎么看?

 

刘效礼:要想中国的故事走向国际,很关键的一步就是减少说教。中国纪录片现在仍然有宣教的味道,我觉得不能那么明着宣传自己的主张,说我这个多么多么好,中国纪录片都是宣传味道太重。


没有宣传味道的纪录片是最好的纪录片。你把一个纪录片当成宣传片做是非常失败的,是很短命的。1991 年我们播出了《万里长城》,1998 年我到法国访问,看到《欧洲时报》上还有《万里长城》的节目预告。




我们确实有一些片子是应景的,对内宣传必要,但是对外宣传不受待见。纯粹的宣传片连作品都不是,怎么能走向国际呢?


广州节:您对中国纪录片整个未来的发展,包括广州纪录片节有什么期望?

 

刘效礼:我只想看到百花齐放,不是一个模式的,各式各样的都有。纪录片人要拍好片子,首先要解放自己,这太重要了。

 

比如《舌尖上的中国》,当时外国评委意见不统一,评委会 7 个人,4 个中国人,3 个外国人,他们说这个是电视剧。所以说文化的认同较难一致,一投票 4:3,后来还是得奖了。《舌尖上的中国》为中国的纪录片市场打开了一条出路。

 



我认为它对中国的纪录片贡献很大,如果说《望长城》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纪录片的代表作,那《舌尖上的中国》就是新世纪中国纪录片的代表作。


文字:摘自《路遇——记中国(广州)国际纪录片节十二年》(本书在当当网、京东网、亚马逊等网站均有出售。点击文末左下角阅读原文,可进入当当网购书链接。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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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本文编辑|荣晓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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